人才问题是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关于人才古有贤、能、士之说，今有人才之谓。到今天以创新为驱动的知识经济时代，高层次创新人才成了社会各界探讨的问题。对于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作用不尽讳言，有学者认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决定各类创新的起点、有学者认为高层次创新人才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主战场的高等院校，如何适应时代的新征程并推动中国的人才工程发展是高等院校人士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以历史和事实为论证从如下三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中国特色背景下的高等院校——缺乏自治精神

    中国大学的运作机制是一种舶来品，既模仿西方又保持中国行政特色。在几代中国教育家的努力,标志现代大学精神的独立、自治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几近形成。

    在文化革命时期，学校的教师学生都要求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到实践中去，以实践和产品来带动教学，是谓破除以教师、课堂、课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方式。对本来办学规模较小教学方法教育理念还处于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一致命的打击，教学科研近于停止。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城镇化运动，作为这项运动的一项有力举措——大学扩招使经历文革后在孱弱恢复的大学教育又仓促应战，所有的大学在规模上必须得扩大，以此来消化大量的农业人口，相应地师资力量在数量上仓促扩容。为了应对这次扩招引起的大学教育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国家出台了本科教育评估。行政干预下教育评估也成了走马观花，很多院校抓住评估的机会把学校做得更大。中国的经济改革让中国的大学生了一场中国特色的大学病:大学生越来越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大学教授越来越多，被称为“大师”的越来越少。

    反观我国北京大学在蒋梦麟当校长时期，是从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间里，几乎是民族危亡内忧外患时期，北京大学也几乎亡校。但也正是被誉为“北大中兴时期”，其时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是由于蒋梦麟明确北京大学必须“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基本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的结果。北京大学被誉为学问之舟，蒋梦麟先生被誉为总舵手，竭尽个人智能，使北京大学这艘学问之舟平稳度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并平稳前进。

    还有英国的国宝牛津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先后培养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0位首相。之所以成绩娇娇，可从如下一个很小的事件窥见一斑。某年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偏远郡，一位考生成绩达到了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但被牛津大学教授拒绝了申请。原因是该学生经面试不具备牛津大学的创造潜质。当地政府对该事件极为重视，找议员，找教育大臣，最后找到的首相布莱尔，希望出面疏通求情。但牛津大学就是不接收，理由是：在招生问题上，无人无权更改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的传统。当布莱尔牢骚：牛津大学太古板，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立即取消了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授予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提出严重抗议。

    正是这两所大学秉承独立自治的精神，才得以避免凉薄的战争屠入和冷酷的行政干预，也只有这种独立自治的精神，才能使大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纯粹物质主义和傲视短见的实利主义。

    二、社会进展下的高层次创新——技术与人才引进并举

    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制造中国”“代工中国”的标签阴影中，对我国的高层次创新不无忧虑。有资料表明我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仅为万分之三，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5%本仅为左右。再据国研视点2013年调研得知的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份额变化时曲线图可看出我国的国际专利情况（见下图）。

    到2011年为止还占不到世界份额的10%，再往前推到2009年这个份额都不到5%。这与我国占四分之一的人口大国实难相称。据国研社的调研发现创新质量还不高，部分关键性领域差距甚至在加大。

    但我们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即我们的创新已经走在路上。专利在2001年以前几乎不占世界份额，从2001年开始有一个突破，然后以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向上增长到2008年，2009年之后专利占世界份额增长速度前较有所加快。2001年和2009年是两个特殊的年份。200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元年，2009年1月国务院部署决定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显然国外高新的技术与人才的引进对我国的高层次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折线的斜率增加即专利占比世界份额的增长速度在增加。

    三、近忧与远虑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尊重学术

    从前面的分析可看到我国的大学自文革伊始便抛弃以前的大学传统——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变成了国家机器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学被要求更多地参与社会化运动，而作为大学精神之魂科研却有泥沙俱下的趋势。虽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大量国外高新技术的引进，让我们看到了高层次人才对强国兴国的重要性，国家也出台了高端引领政策大举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但我国相应的人才管理、生长环境还跟不上，出现了海外高层次人才能引进却留不住的问题。

    近些年来学术界提出了学术生态系统，其意指为学术科研创造一个适宜的软环境，有时也指各学科的学术水平排阵，很显然这两者可以相互指正。关于软环境我们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但在学术排阵上有很多关于我们学术生态位的反映。按学者程莹和杨颉的研究，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虽然在国际顶尖级期刊《自然》和《科学》发表的论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到2014年也只有7.65篇，而哈佛大学每年年均发表90论文发表多篇，全球3000余名高被引科学家中，中国大陆高校无人入选。显然我国在学术生态位上是一个低层次的，因此我们要培养出我们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

    在这方面哈佛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建校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在其372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为美国培养了7位总统，约1／10的国会议员、政府部长和无数的工商巨子、科技精英，而且还在世界各大报刊以及研究机构提供的大学排行榜上，经常排名世界第一。哈佛有如此喜人的成绩，是与其高的生态位学术系统决定的。在哈佛大学，学者完全拥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权利，得到的学术结论也不必媚从任何行政下，企业或宗教团体，学校有责任保证他的这种自由并提供最后的养老金，且哈佛认为教授是最懂自己的学科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自己决定开什么课的自由，因此在哈佛学术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自治，并适时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那么剩下的就是营造尊重人才的学术环境——尊重学术了。